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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变迁——那些年

时间:2014-03-03 10:07 来源:人民铁道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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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运是浓缩的社会变迁史。从简陋的棚车到现代化的动车组列车,从彻夜排队到轻点鼠标,从长途颠簸到公交化运营……透过春运这扇窗,我们不光能看到铁路的发展,还有社会的变迁、国家的进步。我们采访整理了铁路职工和旅客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的春运记忆,由此一窥春运60年来的变迁。这些年来,随着铁路职工的共同努力,几十年前让老一辈们 “心有余悸”的春运将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安全、快捷、方便、温馨的新春运。 文个
 
  老铁路的春运情结
 
  本报记者 王亚琼 本报通讯员 莫世杰
 
  现年78岁的赵荣吾老人已经离开客运岗位20多年了。赵老回忆道: “上世纪60年代的列车都叫‘万国车’,就是由各个国家生产的车辆拼凑起来的列车。车上人挤人,条件真是恶劣得很。”
 
  赵老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客车服务设施比较简陋的条件下,乘务人员都是以 “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来开展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乘车环境有了大幅改善。春运从一团乱麻到井然有序,中国铁路走过了一段艰辛而光荣的岁月。
 
  今年春节,外出探亲的赵老特别嘱咐儿子要带自己坐高铁。看着现代化的车厢、齐全的服务设施,享受着乘务人员细致周到的服务,赵老乐得合不拢嘴: “我有幸见证铁路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既幸运又光荣。作为一名老铁路,我很自豪。”
 
  机车装备引领春运变化
 
  本报记者 马常宏 本报通讯员 岑家和
 
  2月24日10时,南宁机务段机车司机王向东向记者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春运故事。
 
  在机车乘务员岗位上,他一干就是35年,经历过35个春运。“第一年春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王向东说,每次列车停站看到的都是人山人海的景象。尽管旅客争先恐后地往车门、车窗里挤,但很多人还是上不了车,看着非常揪心。
 
  王向东说,那时没有瓶装水,只能靠列车锅炉供应开水,时常无法满足旅客需求。列车在小站停车交会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王向东经常抽空将司机室烧好的开水送到站台,从车窗给车厢里的旅客送开水。
 
  王向东说: “机车的变化是铁路装备的晴雨表。”35年来,他驾驶过10种型号的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谐型大功率机车。随着机车牵引功率和速度的提高,春运出行也变得更加便捷。
 
  激情的年代纯朴的人
 
  本报记者 胡艳波
 
  20世纪80年代,朱莲香就工作在哈尔滨站南厅二楼检票口。改革开放之后,春运客流如潮水般猛涨,哈尔滨站的候车室顿显逼仄,连旮旯都挤满了人。身穿蓝、黄流行色的旅客,拎着提包、挎着布兜、扛着麻袋,身上迸发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勃勃生气。学生流、商务流、务工流、旅游流逐渐成为春运的主力军。
 
  为了让旅客 “走得了、走得好”,在客运岗位上,朱莲香一边说着 “请您、劳驾、对不起、欢迎、再见、麻烦你、借光、谢谢、不客气”等文明用语,一边把旅客携带的大包小包摆放成三点一线。她还利用所学的中医知识为患病旅客按摩、针灸。有一年春节前的一天,遭遇车祸的呼兰旅客顾喜生命垂危,家人甚至都放弃了希望。朱莲香在出站口了解情况后,紧急帮助他们联系了医院和主治大夫,把顾喜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回来。今年农历正月初三,顾喜的儿子偶遇朱莲香,特意把她接到乔迁的新居中团圆。一别几十年,83岁的顾喜紧紧握住朱莲香的手,流下了热泪。
 
  1989年10月1日,哈尔滨站新站舍正式交付使用,候车室内增设了自动扶梯和直升电梯, “龙江第一窗口”实现了春运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忘不了广州站的务工潮
 
  本报记者 朱进军
 
  “人,到处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人。”现年56岁,曾在广州站工作20多年的退休客运值班员蔡菊英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的春运场景依然唏嘘不已。
 
  “春运高峰期,广州站站前广场会聚集约20多万旅客。”蔡菊英说,车站当时只有6个候车室,为避免旅客拥挤踩踏,车站只能要求旅客按候车车次蹲在地上,要上车时才能站起来排队进站。 “有的旅客提前到车站来候车,甚至要蹲一天。”她说道。
 
  进站难,上车更难。 “由于客车数量不足,只有加开棚车来运送旅客。这种加开的车是用货车改装而成的,车厢只有一个40厘米见方的小窗口。”蔡菊英说道, “在车厢角落里凿一个洞,用草席一围,就算是 ‘厕所’了。直到1997年,这种车才停止运营。”
 
  “这两年广州火车站春运已基本实现常态化了。”蔡菊英兴奋地说道, “现在,通过推进铁路客运组织改革管理,铁路运力增加了,候车环境好了,列车设备好了,服务水平高了,春运秩序井然。”
 
  从手舞足蹈到蜻蜓点水
 
  本报记者 张艳
 
  2月22日上午,记者见到拉萨站客运车间副主任斯朗卓玛正在拉萨站第一候车室内巡视。自2006年以来,拉萨站就伴随着她一起成长。
 
  “来拉萨站看火车的比坐火车的人还多。”斯朗卓玛回忆拉萨站投入运营后的第一个春运时说道,“节后学生返校时,全家人都来送行。他们提着整暖瓶的酥油茶、捧着哈达,在火车前畅饮话别,我想他们更是羡慕孩子们可以坐着 ‘铁龙’去大都市。”
 
  多年来,进出藏的艰难让许多藏族百姓从来没出过远门,许多坐过飞机的旅客也不知道火车是个啥样。在当售票员时,斯朗卓玛每天都要对车体结构进行重复解释, “我们要手舞足蹈地向旅客讲解硬座、硬卧以及软卧的区别。因此,前些年春运期间的售票效率并不高。”她说。
 
  “经过这些年的运营,大家已经了解了铁路。我们尽可能将自动售票机的使用方法用易懂的藏语讲解给藏族旅客,让他们知道,像蜻蜓点水一样就可以轻松买到车票了。”斯朗卓玛欣慰地说。
 
  科技革新助力春运
 
  本报记者 肖培清 本报特约记者 李静
 
  “北信号员,客车T16次6道海棠寺发车开放信号。”2月21日,在郑州站运转车间信号楼里,值班员牛铁峰动作简练、语言干脆地指挥着信号员、助理值班员根据指令协调联动。自从2012年年初郑州站进行微机联锁换装后,牛铁峰的行车指挥轻松了许多。
 
  “最大的不同是过去用手摁,现在用鼠标点。”牛铁峰说, “郑州站原有的行车指挥系统是20世纪90年代初投入使用的6502电器集中设备。那时,尽管每天接发列车才120多列,但干起活儿来却特别辛苦。”
 
  据牛铁峰介绍,2010年以来,郑州站日均接发列车300多列,春运更是达到400多列,旧有的行车指挥设备远远满足不了运输需要。2012年农历正月初二,郑州局对郑州站的联锁进行了换装施工。
 
  “那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战役。”全程参与施工的牛铁峰告诉记者,这场被称为 “换心”的手术影响到了18个铁路局开行的客运列车,中央电视台对此进行了全程直播。
 
  “微机联锁的换装,相当于在郑州站增加了4个股道的接车能力,运输组织效率大大提高。”牛铁峰说, “今年春运,郑州站单日接发列车426列,高峰时每1分钟就要办理一次接发列车作业,可我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上海老知青的火车记忆
 
  本报记者 张家启
 
  老知青王志明今年75岁,现居住在新疆石河子市。与记者交谈时,他说着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
 
  58年前,王志明和同学们坐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从上海出发奔向遥远的新疆。当年,知青从石河子辗转到上海的单趟行程需要耗费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时的列车车厢密封不好,牵引列车的是蒸汽机车。通过隧道时,没有燃烧彻底的黑色煤屑直往车厢里钻。过完隧道后,车厢的地板上都是煤灰、煤屑。
 
  随着铁路的发展,现在的乘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只需45个小时。
 
  去年5月,王志明又回了一趟上海,专门去坐了一趟高铁。他说:“坐在高铁上就像做梦一样!对中国铁路的变化,我们这些多次往返新疆至上海的知青感受最深。”
 
  那时候回家真受罪
 
  本报记者 杨军
 
  今年69岁的王兆利1970年从甘肃庆阳来到兰州参加工作。那时兰州的交通条件相对落后,每年春节只能先坐兰州到西安的火车,再倒腾一次汽车才能回到老家。
 
  当时王兆利的工资收入只有40.8元,要负担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坐火车根本就没想过坐卧铺。春节时,火车车厢里、厕所、洗脸间到处都挤满了人。在他的记忆当中,那时候他在车上从来没有喝过水,主要是因为厕所里站的都是人,喝了水没地方解手。
 
  那些年春节火车票一票难求。有时候买不上硬座票,只好从兰州站20多个小时到西安。站台上人多时,一些旅客就从车窗翻进去,常常有一些孩子和女同志车开了都上不去。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愿意坐火车,因为火车安全、快捷、不折腾人。所以老王每次春节前就下决心,就是站也要在火车上站到家。
 
  酸甜苦辣都尝遍
 
  本报记者 傅洛炜 本报通讯员 雷莉波
 
  家住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湄江镇的杨忠孝今年已经58岁了,2月21日,他又背上行囊从遵义站乘坐遵义至广州K843次列车到广州去打工。
 
  1982年,他和3个老乡一起从遵义坐火车去浙江金华打工。那时候车票太难买了,他和老乡们排队排了3回,用了3天时间才买到。上车也颇不易,人太多,很多旅客从车门挤不上去,都是从窗户翻上去的。车厢里人也挤得满满的,就连座位靠背上也坐有人,座位下面还躺着人,甚至有时就连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即使这样,能上车他们就已经很高兴了。
 
  据老杨回忆,那时候的火车开得慢,要36个小时左右才能到金华,车厢里人挤人,晚上犯困的时候闭上眼睛就睡,因为四周都是人,不用担心自己会摔倒。由于路程长,在列车上上厕所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能挤到厕所就不容易,有时还得先请挤在厕所里面的旅客出来腾地方。那时春运坐火车,他们酸甜苦辣都尝遍了。
 
  说到以前和现在的对比,老杨讲,车票在县里的代售点就可以买到;购票、候车、乘车都很有秩序,列车也变成了空调车,坐起来很舒适,再也没有以前那样拥挤了。老杨最希望的就是遵义站早日通高铁,到时他也能上去感受一下。
 
  坐着“绿皮车”闯关东
 
  本报记者 王丙臣
 
  李传斌是山东东平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做大蒜生意。鲁西南地区土地较贫瘠,物产不丰,80年代至90年代,山东人 “闯关东”的人数依然很多。他常年乘坐菏泽到哈尔滨的1416/1417次列车,对这趟车和车上的铁路工作人员都非常熟悉了。
 
  菏泽到哈尔滨这条线路的车票非常紧张,一直是 “绿皮车”。俗话说,三六九往外走。如果在春节前后逢农历三六九的日子,车上一定会超员。90年代初期,由于这趟车票价比较便宜,李传斌常坐硬座。 “那时候,很多人会钻到座位下面。”他说。
 
  90年代中期,李传斌开始自立门户,成立自己的公司。这个时候,他经常选择卧铺车,一般每个月往返东北2、3趟。从硬座到卧铺,舒适度增加了,他来回往返的次数也增加了。
 
  东北地区物产丰富,地广人稀。90年代中后期,李传斌公司的业务范围也扩大了,生意规模也越来越大。当初替别人打工,到现在也成了个老板。这么多年来,是这趟列车伴随着他的事业一天天壮大。
 
  草原铁路变化太大了
 
  本报记者 傅世忠 本报特约记者 任卫云
 
  陈飞是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的主持人。他坐火车最多的时候是上大学期间,那时候都是 “绿皮车”,乘车条件十分艰苦,车厢和洗漱间都挤满了人,有人能买到一张卧铺票,那真是很奢侈的了。陈飞回忆说,春运期间走进火车站的售票厅,排队买票的人群一直排到了售票厅外面,排到了车站广场的楼梯下面。
 
  陈飞表示,过去从呼和浩特到包头坐火车得3个多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到了,而且现在列车开行的频次增加了,出行也方便了;购票也从单一的窗口售票变成了自动售票机购票、互联网订票、电话订票的多元化组合,长长的购票队伍也很少看见了。 “铁路部门借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铁路以及车站的动态及讯息。”陈飞说。
 
  春运?我没什么感觉
 
  本报记者 苏文姜
 
  “春运好像也没那么恐怖吧,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坐京沪高铁回老家,车多、车快,没什么可发愁的。”2月23日,于婷婷得知记者来意后,欣然接受采访。
 
  2011年夏,山东姑娘于婷婷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几乎同时,京沪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上海至北京最快不到5个小时。
 
  “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不想让我走这么远,最现实的顾虑就是过年回家的问题。”于婷婷说。2012年春节前,她通过电话成功预定到了京沪高铁的车票。
 
  2012年春运,铁路部门首次推出电话订票和互联网购票,并采用实名制购票,这让习惯了熬夜排队买票的人们眼前一亮。
 
  “现在在网上就能把票直接买了,到车站取了就走了。”于婷婷说道,“我喜欢坐高铁,安全、快捷、干净、舒适。周末或假期在长三角城市旅游,看一部电影的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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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春运 变迁 ——
编辑: 刘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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