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两棵树
■王广文

  我常常想起那两棵树,它们与我是兄弟,屹立在索图罕站(大兴安岭的一个四等站)站台旁,长得枝繁叶茂,张开伞盖般的臂膀呵护着旅客。它默默地站着,一站就是60年。它记载着祖国铁路翻天覆地的变化,更记载着我们一家三代的悠悠铁路情、拳拳赤子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是满洲里站东头扳道房的一名扳道员。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号召下,父亲主动申请离开了美丽富饶的口岸城市,走进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1957年,伊加线刚通车,父亲来到一个叫索图罕的边陲四等站落下脚。

  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全站共有9名职工,林业单位叫索图罕林场。那儿木材堆积如山,职工达上千人,大多从事木材生产装卸工作。铁路这条运输大动脉把林区和祖国各地紧紧连在一起,当地人称之为“生命线”。

  在我出生那天,父亲栽下了两棵榆树,说要让榆树成为我的同胞兄弟,伴我成长。父亲说这两棵树是不平凡的。当年,一位苏联铁路干部到满洲里参观时,与满洲里站站长一起栽种了友谊树,这两棵树是它的第一代子女,父亲不远千里把它们移植到这里,就是要让悠悠铁路情在山里扎下根。

  在我还是孩童时,父亲常常领着我来到树下讲铁路的故事,眉宇间充满自豪。林场学校是两栋板夹泥房,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路过车站。每次经过那两棵榆树时,我都要深情注视,有时会跑过去拥抱它们,心里默念着“我的好兄弟”。学校离扳道房不远,老师的讲课声常常被鸣笛声打断,不过我毫不在意,反而常常在内心涌起一阵自豪感。

  山区的学校,植树造林是必修课。我栽完树来到车站,看见父亲正在修剪榆树。他剪去主干,碗口粗的枝干蓬蓬勃勃直指蓝天。两棵榆树给寂寞的小站增添了无穷乐趣。每当第一片雪花飘落,当站长的父亲都以两棵榆树为题材,动员职工写关于铁路的对联。至今我还记得一副获奖作品。上联:老榆笑迎四海客;下联:木材出山游八方。横批:繁忙小站。虽然不合辙押韵,但在当时也算出手不凡了。不知过了多久,百米外的沟坎上,榆树的第一代子女已一米多高了。

  那时,我最喜爱的是铁路机车,常常望着巨大的火车头出神。它气势雄壮,吞云吐雾,前后的照明灯能射出一里地。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火车司机。

  上中学时,我写了篇作文《岭巅小站》,有几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两条长长的钢轨,满足了林区与城镇人民的生活需求,列列火车日夜兼程,出山时满载着林区人民汗水的结晶——原木,回来时满载着城乡人民共同的心愿——生活用品。”这篇作文被老师评为范文,传遍了山区学校,着实让我自豪了好一阵。

  那时,蒸汽机车速度不快,在山区受各种条件限制,每小时才行驶40公里左右。印象中,我坐过最慢的火车是去舅舅家那趟,途中要经过一个叫哈达岭的地方。那里线路坡度超过20‰,列车出站后,进入爬哈达岭长大坡道的征途。机车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缓缓移动着。它使尽全身力气,可速度怎么也提不上来。我在车厢里能查清窗外有几棵树,看清山花的颜色,闻到野果的芳香。

  后来,我到车站工作,被分配到熟悉的扳道房。闲暇时,我常常去看望榆树,它已是壮年,蓬蓬勃勃,生机无限。

  女儿上学了,父亲常领我女儿到榆树前修枝、剪叉、采榆钱,告诉她榆树的由来,给她讲售票员、列车员、火车司机的故事。从此,女儿与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才凌晨2点多,一阵“喳喳喳”的喜鹊叫声吵醒了村民。缥缈的云雾中绽放着粉红色的杜鹃花,朝霞般烧遍了原野。一声清脆的笛声划破长空,一条绿头、黑质红章的长龙顺着铁道线缓缓而来,停在了索图罕站。大家围上去,带有黄色斑纹的绿色车头是新型机车,带有黑红相间花纹的车身是刚刚出厂装木材用的敞车,插花编组而成的敞车还带有浓浓的油漆味呢。

  2016年春,我去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习。3名在林区长大、在车站工作多年的同志计划着退休前要去坐一次高铁。他们说乘京津城际列车30分钟就到北京了,太神奇了。没等我回过神来,管通勤的大哥说,哈尔滨至齐齐哈尔的高铁也修通了,再往北延伸500多公里就能接上伊加线了。

  令人欣慰的是,女儿也圆了她的铁路梦。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工程学院,学电气工程专业。大学二年级时,招聘单位一个接一个找到她,条件都非常好。大学毕业时,女儿毅然奔赴偏僻的大西北,担当铺设铁路信号、闭塞设备的技术员和助理工程师。8年后,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她参与设计的铁路穿山越岭,现在正为铁路的飞速发展铺路架桥呢。

  我最舍不得的还是那两棵榆树。它们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见证了祖国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也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铁路情。如今,它们依然在我心中茁壮地生长着、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