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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北站 见证难忘的历史瞬间

时间:2010-10-15 15:39:00 来源:人民铁道网 作者:刘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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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宁线火车上的一等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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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宁线火车二等车厢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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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前的上海北站全景

  老北站,在上海起码有1000万人稔熟这个名词。这个地方实在太有名了,它的名气早已超出铁路,超出上海。这是因为,老北站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紧密联系的。老北站就像一个阅历深厚的历史老人,见证了一个个历史瞬间。比如说,意气风发、对建立共和充满信心的孙中山,从这里乘火车去南京,已经定格成为永恒。

  孙中山从北站乘火车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清晨,虽然外面寒风刺骨,但孙中山内心热乎乎的。在哈同花园用完早餐后,孙中山和随同乘马车出发前往上海北站,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民政长李平书的欢送下,转乘火车赴南京。

  上海铁路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一张巨幅照片,孙中山先生站在老北站月台上,旁边是全副武装的新军,那场面可谓豪情万丈,气贯长虹。此前,孙中山坐着海轮长从国外途跋涉回到上海,然后在这里转乘火车,准备到南京去就任临时大总统。火车,是当时上海到南京最先进快捷的交通工具。当天,孙中山先生的脸上带着微笑,眼神里充满对国家的民主与富强的期盼--那是1912年的元旦。当孙中山一行到达车站时,上海各军队已先期集结,擎枪排列,各代表亦到站恭候。上海各界人士到火车站闻讯赶到欢送孙中山,一时间老北站内外云集者不下万人。孙中山先与欢送者代表合影,然后登车。担负列车警卫的是沪军敢死队的45名队员,由郭汉章任队长。上午10点,列车启动。这时鸣炮示庆,响彻上海上空。

  列车上路后,沿途各站迎送者更多。孙中山频频探出身子向大家示意,这样一路上走走停停,直至黄昏时分,专列才开进了南京下关火车站。由于孙中山先生主张共和,所以所到之处受到群众异常热烈的欢迎。不仅仅是普通的劳工,一些做小生意的商人和地方绅士也赶往车站欢迎。列车从老北站开出后,整个沪宁铁路都沸腾了,一路上人山人海,拥挤非常。列车停下再次启动,群众都脱帽向孙中山先生致敬,而孙中山先生也马上脱帽还礼。一路上,群众“共和万岁”的呼声,好几里路外都能听到。

  可是不久,孙中山的美好憧憬破灭了。

  仅仅隔了一年,同样在老北站,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派歹徒刺杀了。听到这个噩耗,孙中山正在长崎考察日本的铁路,当时他不禁扼腕捶胸,热泪长流。孙中山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牺牲,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共和之梦或许就此破碎,或许就此万劫不复。

  宋教仁遇刺,共和梦碎

  如今,天目东路上的老北站的站屋早已湮没在历史烟尘里,前两年,铁路部门在原址上仿造了一幢红色砖瓦的英式建筑。现在,这里属于上海铁路博物馆。老北站的名声是随着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扩散开来的。其中一些事件,如宋教仁被刺,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1913年3月20日晚上,老北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夜间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轻柔的女声播出通知:“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开始检票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

  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吴颂华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时,从宋教仁背后闪出一人,拔出手枪对准宋教仁连发三弹。第一枪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枪从黄兴身边掠过,第三枪从吴颂华胯下而过。只见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趴倒在一张椅子上。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

  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宋教仁用手捂着腰,大叫道:“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逃窜。

  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沪宁铁路医院就在老靶子路上,也就是今天的武进路,离开老北站大概数百米。

  由于惊惶忙乱,大家七手八脚把宋教仁送到医院,已是午夜12点。第二天凌晨,医院的德国医生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但他当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又授意黄克强代拟致袁世凯电报一件。电文说:“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

  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直到手术完成。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

  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宋教仁伤势转重,到4时48分终于逝世。这一年,他才32岁。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老北站广场上,报童们手举报纸叫喊着:“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经过各方事后的追查发现,与本案有关的几个关键人物分别为:凶手,武士英,失业军人;联系人,应桂馨,江苏驻沪巡查长;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除此之外,牵涉其中的还有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大总统袁世凯。

  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各涉案人物的相继死去更使案情显得扑朔迷离。凶手武士英吃了应桂馨死党送的毒馒头,暴毙狱中。应桂馨趁二次革命兵荒马乱之机越狱潜逃,后被人乱刀砍死。赵秉钧一年后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洪述祖潜逃多年,直到1917年才重新在上海露面,但很快被宋教仁的儿子宋中发现,被逮捕后处以绞刑。

  如今闸北公园内,绿树掩映之中,有一个穹隆形的墓地,墓顶上雕刻着一只雄鹰。这一方天地虽面积不大,却自有一种静穆之气,在熙熙攘攘的车潮人流之中,显得超然于世。宋教仁就长眠在这里。

  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国民党相关人士致电当时之地方政府,请“为宋教仁铸像,开设公园”。原选址徐家汇附近,后因该处离宋教仁遇难处过远,改择近老北站的宝山县象仪巷乡间,辟地10余亩兴建墓园,于1914年6月落成,名为“宋公园”,即为如今的闸北公园。宋教仁遗体迁入墓地当天,送葬者达数万人。孙中山惊闻宋教仁遇难的噩耗之后,急忙从东京赶回上海,并亲致挽联: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墓碑上的 “宋教仁先生之墓”几个字也是集孙中山墨迹而成。墓顶有一座雄鹰与毒蛇搏斗的雕塑,象征着宋教仁先生一生与腐朽封建势力顽强搏斗的伟大精神,寓意深远。

  当年,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法律专家只有33岁,可谓高才英年,如日中天。

  一大代表,乘火车去嘉兴

  1921年的夏天,上海老北站做了一件足以让全世界震惊的大事,不知不觉中帮助中共一大代表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里开完了会议。

  这年7月中旬,出席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一大代表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担任会议接待工作,将他们一个个带到代表驻地博文女校住下。

  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家里举行,即现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一幢小楼。选择在李汉俊家里召开,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将军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这里就是他置办的公馆。考虑到没有其他帮手,王会悟便担任了会场的警卫任务。一连4天,代表们报告了各地的工作情况,选举出一个委员会起草了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宣言,并讨论了上述几个草案。而王会悟则在靠街口的二楼凉台上,一会看书,一会打毛线衣,泰然自若,眼睛和耳朵则全神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7月27日至29日,休会3天。30日,会议照常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会指导。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原来,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作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李汉俊的哥哥曾是北京政府要员,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天午夜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惊险过后要另觅会场,有人主张到杭州西湖去,也有人建议就在上海找个旅馆。论来论去,总觉得不理想。王会悟想到家乡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

  次日清晨,雨后初晴。代表们10余人分两批来到老北站,登上了上海开往杭州的104次快车。灿烂的阳光里,27岁的毛泽东身穿长衫登上了列车。翻阅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可以知道,列车7点35分从老北站发出,10点25分到达嘉兴。王会悟、李达、毛泽东提前到市区。王会悟带着二人来到张家弄鸳湖旅馆,安排他们洗脸、吃饭。王找到账房说:“我们在杭州游了西湖,路过嘉兴,是来游南湖的,请账房先生帮忙给租一条大的游船。”账房说:“租大船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没有大船了。”王会悟用4元5角钱租了一条中号船,又花了3元钱订了一桌酒菜,将化装成游客的代表们引领到船上。在南湖的红船上,中共一大完成了全部议程。

  宋美龄:花车往来京沪间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连接上海和南京的沪宁铁路异常热闹,当时这条铁路叫京沪铁路,因为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上海是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行政大员、工商界人士频繁往来于南京和上海之间。1930年4月4日的《中央日报》,该报头版报道,“蒋主席于昨(三日)午由沪附挂花车一辆于中午快车返京”。文中提到的“花车”就是宋美龄的公务车,现在作为文物停在了上海博物馆的大院里。那一年,宋美龄33岁,正是花样年华。巧的是,前年“花车”刚运到上海,宋美龄女士也以106岁的高龄在美国去世。返京,指的是去南京。当时,周末回上海度假,去霞飞路购物,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

  粗看花车与普通的绿皮车没有什么两样,但走近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得出,这车厢别有一番古朴雍容的气度。车身外镶满了纵横交错的铆钉,一看就知道有年代了。木制窗框的玻璃车窗内,白色的窗帘虚掩着,仿佛主人的身影随时会在那里出现。

  这节车厢是向美国车辆进出口公司订购的,1930年运抵中国。车底转向架上的铸字“USA”及车厢踏板上的英文字样依然清晰可辨。全车采用钢结构,以4500多颗铁钉铆接而成,十分坚固耐用。虽然经过70多年,车辆的走行部分依然完好,2003年9月从安徽淮南拉到上海时,车辆是直接在钢轨上行走的,一点儿也没有老态龙钟之感。

  这辆车的传动部分非常独特,与所有的车辆都不相同,这是因为,这辆车是美国的厂家特制的,用了最好的钢材和当时比较先进的油棉纱轴箱。车身长22.96米,宽3.2米,高4.8米,看上去显得高大气派。车内设施齐全,有客厅、起居室、小会议室、卧室、卫生间,还有可以做西餐的厨房。车内装饰显得富丽豪华,车顶灯、壁灯的灯座皆为白银制成,会客室有橡木桌椅一套,椅面和靠背均为牛皮包蒙。车厢的末尾是个小巧的瞭望台,铜制栏杆围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乳白色的廊檐体现出一点悠闲与温馨。

  这节车厢曾随宋美龄女士走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雨沧桑。解放后铁道部将该车先后配属给部专运处、北京铁路局,1964年又调配给铁四局,成为工程指挥车,跟随筑路大军转战南北,先后因工程需要奔赴过詹东线、通让线、枝柳线、皖赣线、阜淮线、商阜线和合九线等。幸运的是该车在文革中被调到成昆线上的沾益,在险峻闭塞的大山中躲过了一劫。

  1995年后,该车被停放在安徽淮南的大通老站,由铁四局车辆管理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和保养。2003年9月由上海铁路博物馆收藏。现在的这辆公务车经整修,已基本恢复了原来的历史旧貌,既再现了它的实用价值,又突出了欧式造型的古朴与庄重,显得非常华贵典雅。

  十万火急:拯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曾在多种场合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说的是什么回事呢?追根溯源,和老北站也有点关系。

  1931年4月26日凌晨,一列从首都南京开来的火车到达老北站,火车在一号站台刚停稳。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行色匆匆地下了车,拨开人群走到车站出口处。他拍了拍正在界路北侧路灯下打瞌睡的黄包车夫的肩,车夫立刻拉着年轻人向河南路奔去。这位年轻人就是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他星夜赶来上海,有着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挽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事情还得从钱壮飞发觉顾顺章叛变说起。钱壮飞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底,他根据党的指示,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顾顺章是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担任过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3月,陈昌浩和张国焘从上海到鄂豫皖红区红军第四方面军去工作的时候,党派顾顺章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送到汉口与红四方面军派来的人接上头,由他们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走以后,搬住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进行个人活动,擅自用“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大登广告,在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由于特务机关给了他限期,要他必须多少天内抓住几个共产党员,否则就要枪毙。过去和他接触的共产党员早已转移,这个叛徒急得像一条疯狗似的伸着鼻子到处搜索。此人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4月25日这天,眼看限期要到,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边徘徊,不料中午时分,在江汉关前撞见了顾顺章。他便暗中与特务一起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行营侦缉处,马上逮捕了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了。

  由于顾顺章当时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国民党当局对他的被捕极为重视。武汉行营侦察处的正副处长杨庆山、蔡孟坚亲自审讯,还对他“敬酒敬茶”,行营主任何成浚也亲自提审。顾顺章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仅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而且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地址,还知道蒋介石的身边有钱壮飞……以此作为资本,可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以免走漏消息。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顾顺章见到何成浚时,先把我党驻汉口的交通机关,鄂西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供出来。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到达南京的时刻,已是4月25日(星期六)的晚上。

  这天夜里,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

  何成浚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当时陈立夫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末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钱壮飞看完这些密电,将译文揣在口袋里面,就把密电原封装好,暂时扣压起来。他经过周密思考,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一看,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列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他把刘杞夫打发走了以后,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还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但没见到人。他就拿起桌子上一张地图,用刀子在地图中间划了一道缝,发出了今后要“切断”联络的暗号。这天夜里,他下决心迅速离开。第二天(4月26日)清晨,他把电报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并且留下一封信,信中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子女,他就要把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全部公布于世。接着,他赶乘火车回上海。

  像10年前一大代表乘火车神奇地从上海转移到嘉兴一样,这一次,冥冥之中,铁路和老北站有暗中保佑中共中央机关逃过了敌人的搜捕。

  离开上海,手里握着单程票

  上海的解放后,数十年间,对全中国人来说,上海货几乎就是优质货的代名词。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大白兔奶糖……上海的工业品无疑是最好的。可是,上海这地方向来缺乏能源与原材料,市场也有限,是什么促成并保证了上海的产品源源不断输往全国呢?那当然是铁路了。是铁路缩短了空间距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上海货。铁路几乎就是当代没有驼铃声的新丝绸之路。

  也有一段时间,老北站饱含忧伤,超负荷运转着。一趟趟列车满载着对理想与信念充满狂热的红卫兵、红小兵们来到上海,又有一趟趟列车将那些正值青春韶华的知识青年拉到数千公里以外去安家落户,去新疆,去北大荒,去西双版纳。对那些母亲来说,铁路的尽头正是她们伤心断肠的地方。而大串联更像一个狂欢节,坐车不用买票,吃饭不用付钱,在社会生活中不用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这就是“大串联”的规则。

  1966年的夏天,是学生们盛大的节日。期末不大考,不上课,随意进出学校--因为对红卫兵小将们来说,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革命,到底要革谁的命?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学校里的革命出现了一个真空,学生们开始了大串联,到北京去朝圣,去见毛主席。

  1966年夏秋季节,上海的红卫兵像黄浦江的潮水一样向北站涌去。当时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头头最神气,他们直接跑到北站站长室,唰一下亮出自己的红卫兵徽章和学生证,立马就换到了去北京串联的火车票。上海的红卫兵去全国各地,北京的红卫兵也从北京串联到上海、辽宁、江苏、浙江。那时到上海的红卫兵都从上海北站出入。

  老北站成了旗帜的海洋、绿军装的海洋、红袖章的海洋。那些巨幅标语挂在月台顶棚上,挂在蒸汽机车龙头上,贴在绿色的火车车厢外。当时参加串联的红卫兵人数实在太多,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不管火车是走南还是闯北,能挤则挤,甚至还有人挤货车,爬火车顶、钻车窗,只要有缝隙就进去,车子上密密麻麻挤满人,根本无法立足,可红卫兵们依然笑容满面。乘务员在车厢里来来回回,她的任务只有两样,一是给旅客送水,二是每隔一段时间领大家读一段毛主席语录。

  不仅仅是上海的红卫兵去北京,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来上海。周恩来总理对一支经他同意的南下红卫兵团队坚定地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周总理还在电话中具体指示,“不准红卫兵进办公室、机要室”。随后,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要求在沪的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的活动,返回北京。这一电文由周总理亲自起草和批发的。

  但是,动乱并未由此终结,而是越来越严重。上海不少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作为南北铁路大动脉的枢纽--上海铁路也瘫痪了。在“安亭事件”后的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

  当天夜间,陈丕显立即赶到北站了解情况,找制造铁路交通中断的人做工作。次日凌晨3点,北站铁路公安局内的红色保密电话铃声大作,电话里传来了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 陈丕显说:“我现在已在上海北站,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当时是离天亮只有两个小时,虽然万分紧迫,但经过大家通宵达旦的努力,第二天还是通车了。陈丕显在电话里问候周总理的时候,从来不向别人透露自己苦闷的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睡觉太少了!”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老北站听到共和国总理说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联是一场狂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无疑是一场悲歌。没有人能够数得清,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上海老北站一天里有多少班次的知青专列在口号声与哭喊声中驶向天南地北。懵懵懂懂的男孩女孩,就这么突然结束了金色的学生时代,由命运的列车,将他们载向不可知的驿站。他们手里所持的是一张单程票,什么时候再能回到上海,谁也不知道。即使文革结束后,上海人集体记忆深处的这个伤口,疼痛还持续了许多年。具体表现就是,好多年内,上海家长不让自己参加高考的孩子填报外地院校。

  1971年和1972年,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期,老北站每天都上演一幕幕离别的悲伤场景。知青们手里握着一张单程票,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何时才是归期;他们的家人也难掩心头的悲恸,一时竟无语凝噎。广播里列车即将开车的通知把欢送的气氛推向高潮,小孩子们两眼充满羡慕的目光,使劲地摇动手中的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锣鼓手们更是使出全身的力气,挥舞着手中的鼓棒、锣槌,想给人们增添欢乐的气氛。先是送的人喊,走的人沉默,突然火车一晃,汽笛长长地拉响,就像一首忧伤的大合唱开始了领唱,一时间哭声此起彼伏,压住了口号,整个月台上哭声震天,就连天上的麻雀也不敢在老北站附近的法国梧桐树上停留。送行人不顾火车那庞大的身躯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缓缓移动,扳住车窗跟着奔跑。忽然有人跌倒,于是人挤人、人压人、人踏人,人体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了下去。而火车的铿锵已经渐行渐远,慢慢消失在钢轨的尽头。可是,老北站月台上的哭声还余音绕梁,许多送行的知青家人是光着脚走回家的。那些日子,北站月台上的铁路工作人员,除了引导旅客乘降,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用一个硕大的箩筐,捡地上狼藉散落的鞋子,每天都能捡到一箩筐。

  当时,老北站已经属于上海闸北的繁华地段,天天撕心裂肺的呼喊给周边的老百姓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后来,运送知青的专列改在了上海的郊区--彭浦车站发车。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些回沪多年的老知青还是心潮难平。只要一走到天目东路、宝山路一带,甚至乘轻轨经过宝山路站,都会眼热心跳,手心冒汗。谁也不能忘记自己的青春岁月,出发时,老北站是伤痛的开始,但回家时,老北站却是故乡的象征。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作家王安忆在她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站》里这样记述,那个终点站就是老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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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php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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