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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子在日本向诱惑投降后的血泪史

时间:2010-07-02 14:11: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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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记者走入病房,她显得有些吃力地坐起来。清秀憔悴的面庞上掩饰不住一场灾难后的恐惧感,右眼角周围的青紫和眼球上淤积的血块清晰可见,脖颈周围被扼被掐被拧的痕迹仍然斑斑点点地遗留着。这时,她已经住院治疗一个星期了。

  事情,还是从头说起吧。

  古人讲:“三十而立”。而她,在30岁的时候,跨出国门,意欲像那冲向蔚蓝色天空的银翼一般展翅飞翔。

  她已经走过的人生的经历并不复杂。也许是这种不复杂的经历,使得她的头脑也没有复杂起来。

  大学毕业以后,她在一家杂志社内做编辑工作。文字工作固然可以给人带来许多精神快乐,但物质的贫困却是很难改变的。5年后,她“改行”了,转到一家著名饭店的旅游公司内工作。没有想到,同样一个旅游公司内,她所在的亚太部冷冷清清,客源不足,奖金自然也就不多;比邻的日本部却宾客盈门,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常常要向其它部门“借调”人手。多劳,自然多得。日本部工作人员的多得,让旁人羡慕得眼红。

  和许多知识女性一样,她也是不安于现状的。会说日语,就可以到日本部工作。专业是学俄语的她,在工作中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要想学日语,自然是到日本学习最好。在那里,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还可以在经济上宽松一下。正可谓日语中所说的“一石二鸟”,在中文中就叫做“一箭双雕”了。

  当然,学好日语,还可以和日本人搞贸易。丈夫在政府经济部门工作,应该是日本商人最想建立的“人脉”关系,她拥有他人没有的条件,也就拥有他人没有的自信。

  就这样,她辞别了丈夫,答应学习两年语言后回国;吻别了儿子,暂时每个月花1800元人民币,把他“全托”出去。在事业与亲情上,她首先选择了事业!

  30岁生日刚过,她就来到日本东京,在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古人讲:“三十而立”。而她,在30岁的时候,跨出国门,意欲像那冲向蔚蓝色天空的银翼一般展翅飞翔。

  试图抗拒诱惑的人,往往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结果,她还是点头了,同意了,向诱惑投降了。

  大多数踏上东瀛列岛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以在餐馆打工作为读书的前提。并不是他们喜欢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而是他们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她也不例外。来到东京后,在银座附近一家中华料理店内刷碗,凭着微薄的工薪,维持生计和学习。

  半年。整整刷了半年的碗。她觉得自己已经像一台完美无缺的洗碗机了。把油腻腻的碗碟首先大小分类,分别放入不同的水槽内,手中拿着浸满洗洁净的海绵,一个一个地洗,一个一个地冲,一个一个地擦干,一个一个地摆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有如此完备的功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如此长久地运转!

  每天下班了,看看自己的手,肤色泛着碱白色,指纹犹如刀刻般清晰。拖着疲倦的身躯往“家”走,想着远方的儿子,不知多少次泪水扑簌……

  再看看班里的女同学,一个个从餐馆“转业”了,脸上的姿容变了,身上的服饰变了,经济条件变了,说话的内容也变了。她记不清楚多少次叮咛自己了:“一定要顶住诱惑。”但是,试图抗拒诱惑的人,往往是对现实不满的人。

  一个同学听说她没有去过“斯那库”(酒吧),便友好地表示要带她去“玩玩”。据说,去玩的当天,店里的一位客人对“妈妈”说:“这个女孩子的气质和别人不一样,你把她留下来吧。”结果,她点头了,同意了,向诱惑投降了。

  她清清楚楚地记着,去年8月1日,她开始上班。8月2日的夜晚,这个给她人生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出现了。

  从送过来的名片上看,他是“公认会计士”,在霞关大楼内上班。从他的话语中得知,他已经离婚,有两个儿子,都“预存”在前妻家中。当然,最让她感到动心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我喜欢你!”

  从那以后,他几乎天天都来坐她的“台”。不久,又送给她一块西铁城手表,告诉她:“这块手表两万多日元,是比较贵的。”回“家”以后,她打电话给朋友,说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朋友听后则劝她:“两万日元不算什么好表。不要和这样的穷光蛋交往。”可惜,她没有听进去。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这个日本人来店里的时候,她正陪着一个客人跳舞。他勃然大怒,粗暴地把她从店里拽了出去,粗暴地从她手腕上摘下了那块西铁城手表。本来,这应该成为两个人分手的契机,但她却错把这种粗暴当做了男人炽爱的一种表现形式。情感的进展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尽管这是畸形的情感。

  9月初,他兴致勃勃地带她到轻井泽旅游。傍晚,她提出开两个房间,他怎么肯呢?这一夜,他6次向她发起“进攻”,把她当做一个泄欲的工具……

  情海与醋波总是搅在一起的。那么,荒唐与辛酸呢?

  9月23日,两个人同居了。男方只负责支付每月8万日元的房租。再就是到酒吧里来喝酒。一个星期后,男方说出实话,自己的妻子患有子宫癌,不肯离婚;另外自己有3个儿子,分别在读大学、高中、小学。根本就无法离婚!

  能说什么呢?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何况,他还答应生活上继续照顾她,答应把自己的一些“人脉”继续介绍给她呢!他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了。在她的笔记本上记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为。

  今年2月17日,他第一次把她打得脸上挂彩。但是,她仍然没有和他分手。

  3月31日夜晚。他到酒吧里来喝酒,看见她在陪客人,又光火起来,拽起她就往外走。店里的“妈妈”不干了,“妈妈”的姐姐更是勇往直前,脱下高跟鞋,用鞋跟狠狠地敲打他的脑袋,打得他满脸流血。他说自己要去报警,可是,她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先回来了。

  店里的“妈妈”告诉她:以前,他也是这样,喜欢上店里一位上海小姐,花了许多钱,却没有达到目的。他发火打了这位上海小姐,小姐反过来报警,在警方的干预下他支付了“慰谢料”。所以,“妈妈”的判断是:他不敢报警!

  为此,她不得不辞退这里的工作,转到另一家酒吧后时常干到早上4点钟。他呢,发脾气近乎“日常化”了。每每发脾气的时候,除了打人,还要砸东西,电视、传真机等等,砸起来毫不吝啬。当然,事后还要置买的。

  至于暴力的原因,说出来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比如说,4月13日,两个人到福岛、新潟等地去旅游,回来后这个男人说:“为你花钱太多了。”说完就打。再比如说,4月28日,两个人一起到银座买衣服,男方主动提出要给她花钱,她自己花了5万多日元,男方也花了1万2千日元,回去后又为花钱的事情暴打了她一顿。当然,也有早上4点钟,他到酒吧前去接她,回来后痛打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日子”的时候。

  不久前,她回国探亲。他心里醋缸翻倒,实在不是滋味,送她上飞机以前还在殷殷嘱咐:“你回去后一定要住在你妈妈家”“你回去不能和你老公在一起”等等。她呢,自然无法做到。

  5月22日深夜,他从东京给她的上海家里打电话,怒气冲天地大喊:“谁让你和你老公住在一起的?你在电话里听着,我现在要砸家具了!”就这样,她把电话挂上,他把电话打来,再挂上,再打过来。而话筒里传来的除了粗暴的叫骂声外,就是“乒乒乓乓”砸家具的声音了。

  无奈,她撇下疑心重重和满腹怨气的丈夫,她撇下久已想念她的儿子,24日又从上海返回日本。

  他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就疯狂地“爱”她,恐怕再次失去她;喝了酒以后,就借酒发“疯”,一边开车,一边拧她的大腿。一会儿开快车,一会儿猛煞车,声称“我们两个人一起死吧”。

  5月26日深夜1点半钟,他喝得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一边痛骂:“你的身体已经弄脏了,脏得没有办法要了”,一边出手痛打。他凶残地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撕扯下来,把她塞到厕所内,用拳、用脚、用皮鞋、用水壶、用皮带,整整打到清晨3点钟。这个期间,她哭饶,他毫不理会;她哭喊,没有一个人来救援。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对年龄相差18岁的男女,是以“婚约者’的名义居住在一起的。她被打得小便失禁了,昏迷了……

  他打不动了,实在打不动了,倒头就睡。早晨7点钟,他醒来后,看见脸部青紫肿涨得失去人形的她,看见手指被骨折后滴滴淌血的她,看见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的她,他腿软了,声颤了,扔过来一把菜刀,说:“你把我杀了吧!求求你,你把我杀了吧!我不算人,我没有勇气自杀,你杀我吧!”

  她艰难地张开淌着血的嘴,说:“我也没有勇气杀你。要死,你还是自杀吧!”接着,把菜刀扔了回去。

  次日上午9点钟,两个人来到住宅附近的一家国立医院。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

  她期望“一箭双雕”。他说:“你不要搞错,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护日本人的。”

  她住院后,记者闻讯去看她。情形,与本文开篇时描述的一样。“你想怎么解决呢?”记者问她。

  她无力地说:“我想让他赔偿我一笔费用,至少要200万日元。”

  “他呢,他想怎么解决呢?”我接着问。

  “他一开始非常害怕,连送我上医院都想找一个警察不知道的医院。也答应赔我一笔钱。这几天,他看见我好一点了,口气就变了,说不能赔我钱,说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护日本人的。他还说,我如果报警,他就自杀。还说中国人就知道要钱,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她回答说。

  记者劝她,问题的解决,恰恰要依靠日本的法律。东京入管局方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帮助去做;报案的事情,你自己要去,这样问题会解决的。另外,你不要担心他会自杀,应该相信“会咬的狗是不叫唤的”。

  后来,记者陪她到警察署报案。当晚,他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说警察已经打电话叫他了,央求她陪他一起去警察署。当然,她没有同意。

  几天后,记者把这个日本人“请”到《日本新华侨报》编辑部,他又鞠躬,又谢罪,表示自己是因为爱,因为爱的嫉妒,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时,表示愿意支付200万日元,赔偿她的精神和身体的损失,并且写下了“示谈书”,保证先支付50万日元。等到以后贷款下来后,再支付150万日元。第二天,他到医院,在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交给了她50万日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的两点钟,她给记者打电话,说那个男人又喝得醉醺醺地在门外大喊大叫,还按门铃要进来呢!记者拨通了那位男士的手提电话,劝他马上回家;又打电话告诉她,可以马上报警!

  事后,她没有再来过电话……

  行笔至此,记者还想告诉读者,许多女性听说此事后,不同意记者帮助这位中国女性,她们是按照女性的眼光做出判断的。

  记者的想法是,人,常常有失足的时候。如何使失足者不留下千古之恨,是社会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况且,她孤立无援,日本人是不会帮助她的,我们作为同胞再不伸手的话,那些人不就真的以为“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了吗?

  当然,如果这个近似“荒唐”的故事,这个引人“辛酸”的经历,能够让人们有一番思考的话,将是记者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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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php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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