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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潘大林·向远方

时间:2017-01-22 08:05:12 来源:人民铁道网-人民铁道报 作者:朱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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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山坡

  1973年8月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早年主要写诗,2005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精神,病了》《懦夫传》《风暴预警期》等,出版有小说集《灵魂课》《中国银行》《喂饱两匹马》《把世界分成两半》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上海文学奖等多个奖项。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创作岗团队成员。

  说起来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吧。1986年,我还在边远闭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六靖镇读初一,通过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李景诚先生认识了镇上的“徐志摩”——一个外表很不英俊的诗人谢夷珊。我从没见过到了20岁还好意思长得那么瘦的男人,脸上除了厚厚的一层皮外没有肉,头发长而乱,他平时在镇高中读书混文凭,圩日要卖布挣钱养家糊口。这个数学糟糕得一塌糊涂的布贩子有用不完的布匹,但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裁缝高明到能为他纤细的黄蜂腰做一条合适的裤子。正是这个几年后竟进了武警部队的青年诗人带我走进了镇电影院,看了第一部文艺片《伊豆的舞女》,告诉我世界上有一本《金田》杂志和一个叫潘大林的知名作家。要成为作家,得从《金田》起步,要起步,得认识主编潘大林。谢夷珊让我知道了潘大林的分量,让一只井底之蛙看到了天上的一轮明月。初中三年,我一直有个梦想:像才华横溢的谢夷珊那样,在《金田》发表文章;像目光远大的谢夷珊那样,跟潘大林握手。

  机会于1987年夏天从遥远的玉林来到了镇上。谢夷珊从县文联风尘仆仆地赶回,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学校,在教室窗户外用夸张的手势召唤我。显然他没有压制住内心的喜悦,眉舞色飞地告诉我一个消息:《金田》杂志准备在暑期举办一个笔会,潘大林要讲课。他说通过关系为我弄到一个名额,机会来之不易,我要是不去就把名额让给别人了。他怕我不动心,迅速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好处:除了能见到潘大林外,还能看到火车。“啊,火车!比长城还长,比闪电还快。”我热血沸腾,去!即使只能看到火车也值了。但他同时告诉我:笔会费用50元,路费自理。那时候,我一个学期的学费是36元,已经昂贵得让家里几乎无力承担,这50元钱是一道天堑,要把我遗弃在梦想的对岸。谢夷珊不愧是一个布贩子,商人的精明比诗人的才华更出众,他早早为我想好了生财之道。他借我20元钱,让我到镇冰室批发冰棍,然后卖给那些在酷暑等待拯救的喉咙。为了一见潘大林,为了站到火车旁边,我和我哥一起说服父母,让他们免除我沉重的农活,从暑期的第二天开始,我便骑着父亲的自行车,拉着一只装满冰棍的木冰箱,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勇敢而大声地叫卖。为了避免可能遇上同学,我甚至到了50多公里外的广东高州,虽然很累,虽然被狗追过几次,但每天都能赚取七八块钱,还能和弟弟们一起尽情享用卖剩的冰棍,吃罢便躲进房间里偷偷写诗,想着这些诗句很快便能让潘大林斧正,我便彻夜难眠。如果不是我的祖父突然去世,我这个冰棍贩子会继续奔走于乡村之间;如果不是那次笔会莫明其妙地取消,那时我就能第一次踏上去县城的汽车见到火车和潘大林。这一耽误就是两年。

  两年后,我到县高中读书,班上有一个比谢夷珊还瘦小的同学叫李波,他也爱好文学,我们一谈,他竟也“啊,火车;啊,潘大林”。我们一拍即合,恨不能马上奔赴玉林。但我们除了基本伙食费外没有多余的钱,因此,从第一个学期一直谋划,直到第二个学期,我们才决定出发。李波从另一个同学那里借来一辆比我贩卖冰棍的那辆还破旧的自行车,在一个天气阴晦、落叶纷飞的下午向玉林开进。我们此去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看传说中的火车,二是拜访传说中的潘大林。说不出哪个目的更重要,都重要,都很让我们无比神往。那时候去往玉林的路并不好走,路面很烂,比路还烦人的是车。单车隔三差五地掉链子,掉了链子,我们总要花一些时间弄上去。北流到玉林近30公里,我们经过新圩镇时花了5角钱修车,到玉林城区已经是下午,天色灰蒙蒙的。我们都是第一次到玉林,满眼的交叉路口,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且听不懂玉林话。在陌生而无助的街头,我们为了究竟先看火车还是先拜访潘大林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潘大林也许已经下班了,那就先看火车。我们一直往南走,但怎么也找不到火车站,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铁路。有铁路就肯定有火车。我们就坐在稻田的边上,在几只寻食的鸟身旁,等待火车经过。那过程是漫长而焦虑的,我们怀疑火车是不是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从我们眼皮底下过去了,只是因为火车比闪电还快,快得我们看不见而已。因此,我们谁也不敢轻易眨一下眼,生怕错过了一辈子中最重要的瞬间。火车是从黄昏的暮色中缓缓而来的。好长的一列!不像长城,就像火车。但很慢。因为慢,我们又为它是不是火车争论不休。后来确认是火车了,又为为什么慢而各抒己见。李波说,火车刚出站,所以慢,待会儿一加速我们便看不见了;我说,它可能是货车,货车就像老水牛,怎么打它也跑不快。因此,李波追着火车跑,要看它加速后风驰电掣的样子;我则要继续等待,等待真正的火车——满载旅客的客车。最后,我们都没有达到目的,李波追不上火车,我也没等到更快的客车,各自怀着淡淡的遗憾往回走。

  我们肚子饿了,为了肚子我们动用了无边的想象力。比如说,街上有人家正在办喜酒宴,我们混进去饱餐一顿;又比如说,向善良的人家表明,我们是诗人(因为我们都在县刊《勾漏》上发表过一首诗),可不可以到你家借宿和吃饭?就一个晚上,到明天找到了潘大林,我们就可以丰衣足食了……但我们都没有把想象力变成生产力,夜色渐浓,眼看就要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了,情急之下,李波想到了一个同学的兄弟在玉林,在什么工地做民工。于是我们大海捞针地找那个工地。在灯火初上的时候,我们竟然找到了那个工地,而且也找到了同学的兄弟。他很热情地让我们吃剩饭剩菜,还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没有蚊帐的工棚里。那里漆黑得看不见对方,但半夜里我们能听到轰隆的声音,那是火车从我们身边经过,那种感觉真惬意,我们几乎一夜没有睡,总在屏息静气地等待下一列火车经过。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寻找豸塘路。因为《金田》杂志社就在那里。我们一路问了很多人,直到快到中午了才辗转到了那里。杂志社是从一条小巷进去的,有一幢四五层的小楼,楼前有几棵树叶浓密的榕树,编辑部就在二楼,我们在门外做了N次深呼吸,你推我搡地想让对方先进去。我先进去了,向编辑部的一个女同志打听潘大林在不在,她说不在,在家。家在哪里?她慷慨地给了我一个地址。我们只是在杂志社停留了短短几分钟,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潘大林的住处。到了那里,门卫不让我们进去,说是午休时间。我们就在外面等到下午两点半才进去。是李波敲的门。在敲门之前我还在担心李波身上花花绿绿的衬衣会不会引起潘大林的反感。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六七岁光景的小女孩儿,潘大林的女儿,漂亮、可爱、懂事,说一口标准而优美的普通话。

  “我找潘大林老师。”我说。

  小女孩儿说请进来吧,便往里面报告,爸,有人找你。潘大林趿着拖鞋笑眯眯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我们腼腆而紧张地用从没练习过的生硬、蹩脚的普通话跟他说,我们是你的崇拜者……潘大林微笑着总算弄明白了我们的来意,让我们坐下,热情地鼓励我们,要多读书,勤练笔……他的话我们一直记着,并且确实影响了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心情既激动又局促不安。客厅很宽阔。书到处都是。地板像是木制的,干净而舒服。窗外是榕树。沙发的颜色是淡红的。几个随意乱放的塑料小板凳。沉默的电视机。五彩缤纷的珍珠门帘。本来我们要拿出被汗水腌浸过的诗稿让潘老师指点的,但他的女儿接了两次电话,都是催他快点儿去开会。他一边穿鞋一边说,我得马上去开会了,下次可以再谈。于是我们便遗憾地匆匆告辞。只有几分钟。离开宿舍区后,我们大谈见了潘大林的感受。谈了很多,现在基本都忘记了,但有一点忘不了:我们感叹潘大林的“有钱”。因为我们都以为他的女儿拿着走来走去的电话机就是手机。直到两年后我在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看到同样的东西才知道,那不是手机,只是一个子母机。回到学校,我们添枝加叶,向同学炫耀我们的壮举,自然引来一阵阵惊叹,我们也觉得因为见过火车和潘大林而比他们高出一截儿,得意洋洋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一次去玉林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虽然都留下了淡淡的遗憾,但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多年以后,李波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成了《21世纪经济导报》的王牌记者,我也进了当年连大门都不敢进的玉林市政府机关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愉快地回忆起这段往事。后来,我跟潘大林在一起谈论文学的机会多了,也深得他的鼓舞和提携,但我从没有跟他说这段他可能根本记不起来的往事,主要是不想让他知道我当年的幼稚和荒唐。直到几天前我们在QQ聊天的时候我才跟他谈起,还说了一些真实的细节,他既感动又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都20年了。我们都像一列火车,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站点,正风驰电掣地驶向暮色苍茫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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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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