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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车变高铁 蛇皮袋变iPad 春运回家路

时间:2014-01-30 07:41 来源:扬子晚报(南京)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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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坐火车回家是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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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京站,很多人打着铺盖等在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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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旅客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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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铁因其快速舒适倍受乘客青睐。

  今天是除夕,由于不少单位都是除夕当天才放假,所以在车站步履匆匆的旅客们,眼神中都透着焦急。而细观过往旅客,全然没有了当年背着蛇皮袋一路狂奔的景象,大多是背一个简单的小包,顶多一个拉杆箱或者一个背包,旅客要么玩游戏、要么听歌、要么玩iPad,一个比一个忙碌,一个比一个时尚。时光倒流,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春运的历史,正是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度过了整整60个年头。

  铁路春运大事记

  1954年,首次明确春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

  1976年,铁道部通知中,第一次出现“春节旅客运输工作”的提法。

  1997年至2003年,客流继续增长,铁路部门以三套梯次运力方案应对日常客流、高峰客流和突发客流。

  2007年,动车组列车加入春运行列,旅行舒适度大幅改善。

  2012年,京沪高铁投运,京沪方向基本告别春运难题。

  春运60年 那些事 坐火车去新疆,从五天五夜到41个小时

  五六十年代:坐趟火车还很“奢侈”

  1954年,这是个在春运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那一年,春运日均客流量73万人次,高峰日90万人次。这是关于铁路春运的最早记载。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客流主要是到东北、西北支边的钢铁、石油、纺织企业职工及知青的探亲客流,特点是客流相对集中,且方向性强,客流方向则与现在正好相反。节前,下乡知青和支边企业职工纷纷乘火车回到大城市的家中;节后,一趟趟列车又把他们送回到边疆、山区或农村。

  今年65岁的何玉兰,是1965年下放去新疆的知青,而这一去就是20年;20年期间她往返于新疆南京多次,也见证了这条铁路上列车的改变。“1965年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是学校组织的,我还记得我坐的54次列车整整走了5天5夜才到吐鲁番。”当时的何玉兰才刚满16岁,她第一次坐这么远的车。饿了和小伙伴们吃2毛钱一份装在铁盒子里的盒饭,渴了就请乘务员倒点水,水还经常“断货”。

  1969年,攒了好久的钱,何玉兰第一次回家探亲,当时的吐鲁番车站还叫大河沿车站,下放在此的何玉兰买不到回家的车票“那时候车子少,车票都在起始站乌鲁木齐卖光了,我就买了站票。”五天五夜的路程,一路上都有好心人主动给她让座,“买不到坐票,卧铺又太贵,站票也要30多块一张,回家很奢侈啊,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十几块。不过现在想想,真的挺感动的,要不是有那么多好心人,我很难撑到家。”那个时候的车厢条件十分艰苦,洗漱间里一年四季都是冷水,冬天的时候连冷水都供给困难,厕所和洗漱间都挤满了人。

  现如今,从南京到新疆的空调特快只要41个小时,餐厅、开水间一应俱全。2011年的时候何玉兰又坐上了去新疆的列车,去看望自己当年的好友,“以前我都是从南京带东西去新疆,鲜肉、香肠、麻油,那里吃的少、物资贫乏;现在刚好反过来了,亲戚朋友都要我从那带葡萄、大枣回来,真是不一样了。”

  七八十年代:首现学生流,临客应运而生

  1978年,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重新开始。学生正式加入了春运的大军。随着经济搞活,个人外出经商也不再被别人看成洪水猛兽。因此,改革开放的头几年,春运客流主要以探亲流和学生流为主。春运的列车上,不再只有支边的工人和探亲的知青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公路和航空运输并不发达,只要有火车的地方,绝大多数旅客都会选择铁路出行。春运期间,探亲流和学生流的双重叠加,长途客流和短途客流的双重叠加,开始让图定旅客列车不堪重负。“临客”因此应运而生,肩负起它艰巨的历史使命。

  “临客”是临时旅客列车的简称。1984年起,铁路开始开行春运临客。那时客流大多以短途旅客为主,直通旅客仅为1535万人次。由于客车车底不足,为了把积压的旅客运走,铁路部门迫不得已使用平时运输货物的棚车充当临时旅客列车。在漆黑的棚车里,不要说旅途服务,就是基本的乘车环境也无法满足。

  59岁的谷守训是上海铁路局南京客运队宁成车队的一名列车员,在列车上工作42年的他,今年是他的最后一次春运。改革开放以前,春运的“加班车”远远满足不了旅客们的需求,所以“闷罐车”就派上了用场。“闷罐车”本来是运货的,所以没有座位,连厕所都是用芦席围个圈,里面放个桶,车厢都是隔离的一节节,人没法从这节车厢走到那节。“那时候也没办法查票,就上车的时候,乘客把卡票拿出来凭票上车。”

  1979年初,工作还不到一年的铁路客运员管春保19岁。管春保回忆说,当年列车抵达后,车上已挤得满满当当,从车门上车比登天还难。为了让旅客上车,眼看着挤在门口就是进不去,一着急,客运员会“踹”一脚,上车的旅客一定不忘大声说“谢谢”。

  九十年代:民工流来了,买票队伍排出售票厅

  铁路春运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以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流域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拥入广东地区。农民工,迅速成为铁路春运客流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民工流”占总客流的70%~80%。为了适应“民工流”带来的客流高峰,铁路开始大规模开行临时旅客列车。那时的临客以“绿皮车”为主,“棚代客”(以棚车代客车)的现象依然存在。由于价格相对便宜,临客的超员现象十分严重。

  1991年,21岁的张淑菁刚到南京站担任售票员,就被那一年的春运“震撼”了。“那时候南京站还是老站,窗口只有20多个,而且是不透明的,只有一个拱形的洞让售票员接触旅客。”而每天只要一开售第二天的车票,在铺盖卷上睡了一夜的人们就一齐涌向窗口,“一个窗户里面伸进来七只手,我就只能不停地喊‘排好队’!”“91年的时候还是卖的卡票,每个售票员面前都有一个小柜子,里面摆着打印好的车票,旅客要票了,就拿一张,贴上座位然后给他。”张淑菁说,如果遇到卡票上没有的站名,我们还要翻阅站名表,给旅客开代用票。

  90年代的南京,也是民工输入地,节前去北方的车票十分紧张。“票厅太挤,就只能在站前广场做一个围挡,限时放人进站购票。”为了让旅客们把队伍排起来,工作人员几乎人手一个大喇叭,但尽管如此,还是经常被潮水般的旅客冲得东倒西歪。“后来96年的时候随着列车不断加开,站名不断增多,换了微机售票,一卷纸5000张票,2天就能卖完。”而这两年,张淑菁忽然又发现前来购票的人少了,窗口的队伍每天都不超过3米,“好多旅客直接刷身份证进站,连学生票都可以在自助售票机上取了。”

  世纪之交:六次大提速,春运没那么难熬了

  90年代末,随着“黄金周”的出现,人们又有了更多的闲暇和出行时间。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的高度汇集,创造了“三流叠加”这个新词汇。为了适应客流高峰,铁道部开始采取“停短开长”、“停货保客”、“北车南调”、“增开临客”等多种方式来缓解客流增长的压力。到2000年,为了缓解客流压力,铁路临客的开行数量又重新恢复到一个高水平,达到9873列,此后每年以平均2000列的幅度增加,到2006年达到了2.18万列。

  1997年4月1日中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提速调图全面实施,拉开了铁路提速的序幕。这次提速调图,提速列车最高运行时速达到了140公里。1998年10月1日零时第二次大面积提速调图开始实施。这次提速调图,快速列车最高运行速度达到了时速160公里……2007年4月18日零时,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正式开始,“D”字头动车组列车的开行,将速度带入了200公里以上。与此同时,春运旅途变得不那么难熬。车票的价格也不断上浮。

  客运员谷守训看着农民工旅客的衣服从原来的褂子套褂子,变得更加体面,卧铺车厢也越来越多。同时,超员率从90年代的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到了现在的规定百分之二十,但最高峰的时候仍然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但是,一票难求的局面依然没有打破,拿到一张票,对很多人来说,依然需要经过一场“激战”。中国的人均铁路仅有6厘米,不足一根香烟长,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瓶颈。而2008年那场冰雪灾害,让人体会到,回家对于一个打工在外的人,是类似于宗教般的信仰。跑了40多年的春运,作为一名一线员工,他说没有办法,人实在是太多了。探亲流、学生流、民工流,再加上现在的旅游流,这场大的人口流动解决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现如今的春运

  高铁网络越铺越广 抢票大战依然惨烈

  2010年后,随着高铁的逐步成网,大能力、高速度、高舒适度的高速铁路成为铁路春运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京武广、沪汉蓉(合宁、合武、汉宜)、京沪、哈大、郑西等长距离高铁的建设,高铁辐射方向运输紧张大大缓解,除特别高峰日外,基本可以做到满足客流输送需求,旅行舒适度也得到极大提高。

  2010年9月15日,中国银联与铁道部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支付渠道完善、铁路金融产品创新、增值服务体系建设和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深入合作,共同推进铁路购票支付电子化,实行网络订票实名制,一人只能订购一张车票。2011年9月起,全国所有动车票都可以网上购买。与此同时,南京高铁南站的建成,为南京站分走不少客流,客流高峰也没那么拥挤了,记者昨天在南京站候车室,看到昔日人满为患的候车场所,竟然十分空旷。这也与铁总要求的“春运常态化”密不可分。

  “网上都能买了,谁还去火车站排队啊!”今年春节准备回哈尔滨老家的窦晓敏说,他这两年的车票都是在网上搞定的,登录12306网站,不到5分钟就支付完成了,临出发的时候到郑州火车站的自动取票机上取票就可以了。而据了解,随着网络购票的兴起,不少人已经把买票从排长队变成了“点鼠标”。而为了鼓励旅客网络购票,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和电话可以比窗口提前两天购票,更是让“点鼠标”购票成为旅客出行的首选。除此之外,手机APP软件、电话也可以同步抢票。抢票大战从地面打到了网上,但依旧激烈。高峰期间,大多数热门车票都会在开售后5~10分钟售罄,个别车次甚至仅20秒就已显示无票。当然,对于不少农民工来说,网络订票仍是一道门槛。有媒体对年龄在30岁上下的务工者进行调查,仅有四成选择网络订票,而没有网银、不知道如何支付是阻碍他们网络订票的最大障碍。

  春运60年 那些人 本报3代记者的春运记忆

  20年前的春运采访笔记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春运,记者的体会就是肾上腺素过度分泌的日子,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围绕着“回家”这两个字兴奋、紧张,直到疲惫不堪。翻开20年前采访笔记,拾起一个个细节,每年春运前不停的会,各种运输组织方案的采访,客流高峰期的现场探访,雪、雨、雾、冻“四害”天气时值班编辑随叫随到,春运记者历来是伤不起的“爆旋陀螺”。

  一个人的春运

  春运诸多挤火车记忆已经模糊,采访本里有多达22页采访记录勾起了一段挤火车的经历。那是1992年到河南原阳的跨省采访,一架“米-17”直升机在原阳县城撞楼坠入人群,死33人伤46人,记录了22页的惨剧是回忆最强悍的铆接点。

  接到采访任务天刚擦黑,晚七点有一趟上海至太原的车经停郑州,买票上车已是奢望,打电话请南京铁路分局宣传部新闻干事直接送站,找到列车长准备送上车,而这次旅程终于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挤火车。

  每个车门扒满了人,列车长叫两位列车员从餐车的位置将我推上车的,意图让我在餐车营业后让我占个座,可我跟带路的列车员就是被堵在过道里做了近30分钟的“人肉三明治”才挪进餐车。而餐车里零距离站满了人,餐桌上也坐着人,餐车也根本无法营业。最后,列车员只得将我安置在厨房门口,既免去人挤人的痛苦,也避免非餐车工作人员进入操作间的麻烦。

  就这样饥肠辘辘的我倚着门框当了4个多小时的厨房门神。列车到达徐州,餐车才开始松动了一些,餐厅也开始营业了,一些占了餐椅的旅客也只得嘀咕着满脸不高兴地起身让出座位,等我吃完饭,那位让座的老哥拍着我的肩膀想将座位要回去,气得餐厅服务员指着他鼻子数落不已。那老哥犹豫了一下,突然向我伸出了手,“给十块钱,位子让你。”我感觉有点可气也觉得可乐,但还是掏了10元钱拍在他手里。原阳坠机事件采访结束,我倒是对那位老哥生出一丝感激,他的那个座位给了我采访前4个小时打盹机会。

  一群人的春运

  记者采访本里还记录着一串数字,这是记录1994年春节民工回家带什么过年准备的素材。记者去了省里一家果品食杂公司。椰子汁,6车皮(360吨);速溶咖啡与伴侣,1车皮;果肉果汁,2车皮;果茶,2车皮;营养品,200吨;虾条、鱼片、麦圈,200吨;方便面,3车皮……女经理报出的数字基本以车皮计,那大多数东西运输应该是铁路来承担的。经理说,80%食品在南京铺货,而其中接近20%的购买力来自回乡民工,这个数字已等同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农村铺货的总量,这是春运的“点金棒”的魔力。

  1994年采访本里,还有众多的公众熟悉的姓名。盛光祖,“末代”铁道部部长,90年代时任南京铁路分局局长,记者印象中他出现在春运现场时,永远嗓门洪亮,精力充沛。王凤英,中央门长途汽车站第一位劳模,去年她已经去世,她当年糯而平缓声音在广场从手持电喇叭传达给旅客,就能安抚人们躁动情绪。李瑞,中央门长途站第二位全国劳模,现今南京汽车南站书记,当年春运中她声音爽脆,笑容甜美,有“天使”的美誉,老老小小都喜欢这个“蒋雯丽式”的美女。

  1994年,他们所面临的,国家首次将春运40天,调整为60天,以应对持续高发的民工潮,当年全国春运总人次突破10亿,江苏接近5000万,而如今江苏的春运总人次早已突破1.2亿。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起码有两代人参与这迁徙。而本报已经有三代记者倾注了他们的青春,当2030年专家所预测的“拐点”到来、春运不再是每年一二月份热搜名词时,我们路还很长。

  从怕坐火车,到爱坐火车

  在2003年做交通记者之前,我对坐火车这件事就非常的“感冒”。

  2003年后做了交通记者,对铁路的印象一直没有改观。因为常常要跑火车站,而当时的南京站还未修成,站前广场永远挤满候车的人群,车站边的小路永远坑洼泥泞,还有各种杂乱的小店,我每次采访时总是很感慨,也总是有说不完的关于铁路运输的各种热点问题。而每次过年前帮亲友们买火车票时,我总不忘建议他们一句:还是别坐火车了,春运挤火车太遭罪,花点钱改飞机吧。

  后来,南京新火车站建成投运了,候车大厅崭新、敞亮,站前广场也是焕然一新,依傍在玄武湖边,当时,“南京火车站比机场条件还好”是我这个为此自豪的交通记者不断向亲友们夸耀的话语。再后来,火车也越来越快:我作为交通记者,体验了一夜到北京的“Z”字头车,在软卧车厢里看着电视睡睡觉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实在是从未有过的舒适旅途;然后是动车的开通,除了沪宁线这样的近途,我还作为首批记者体验了上海到武汉的首趟动车,4个多小时,从南京上车的我就站在了黄鹤楼前,而同行的一位铁路工作人员因为没赶上火车,掉头就去坐飞机飞往武汉,结果我们已经在武汉吃完中饭开始采访,他才在下午姗姗来迟赶到现场。

  近几年,我因为工作调动不做交通记者了,可是对于火车却越来越钟情,尤其是“万能”的高铁,可以让我早上去北京采访,晚上又赶回南京;可以让我再不用挤成沙丁鱼,随到随走一个半小时就抵达绍兴市中心;可以让我直接网上购票,刷身份证进站,根本不需要再去为了买票、进站、上车排各种队……因为工作需要,有时需要出差,而我现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标准就是:只要目的地有高铁,就不坐其他交通工具!

  好心用错地方,差点成了黄牛

  迈入2004年,工作不满一年的我,还是主任口中的“小马仔”。1月8日,正是春运第二天,上午接到铁路条口后,我就兴冲冲地跑去南京火车站“拜码头”。那时,车站负责宣传的是党办的姚积茂主任,电话联系上后,硬是跟着一个穿着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挤进了候车大厅,到达办公区域。鞋子、裤脚上全是被踩的泥,头发散了,手套也丢了一只,因为经历了各种撞击,脑袋都是晕晕的,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因为客流量太大,车站全员到一线服务,姚主任也顾不上来采访的我,匆匆说了两句话,认识了一下,就忙得不见人影。当天客流有多少?票卖得怎么样?没人接受我采访。

  后来回想,还真不能怪“铁老大”不搭理我,确实太忙了。当天除了采访,还有一个任务—退票。从报社出发前,主任给了我两张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时间买错了,你顺便帮我退了。”这个“顺便”可难倒了我,退票窗口的队伍从头看不到尾,看着挪动的“龟速”,估计到太阳下山也轮不到我。采访心里没有谱,再完不成退票的任务,回去真没法“交差”。换个角度想问题,灵机一动,跑到售票窗口的队伍里,兜售起了火车票。果然没多久,一位中年男子“相中”了我的票,又犹豫着要不要买,我想尽快回单位,每张票便宜了二十五元出手。

  不能白跑一趟,稿子总是要写。写了一篇八百字的稿子,告诉读者火车站是多么的拥挤,最后还“自作聪明”地支招说,要是没买到票,可以看看候车大厅里有没有人卖想退的票,还能免去排长队之苦。这个“招”,让当时的编辑老师狠狠嘲笑了很久,“姑娘,你成‘黄牛’了,知道吗?”当然,这篇让人笑掉大牙的新闻稿见报时,改成了提醒大家慎买个人兜售的火车票,还教大家如何辨别火车票的真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一脸胡子的大叔犹豫着,是怕我是黄牛呐!

  现如今的春运记者

  感谢12306网站 让我抓狂给我真爱

  2009年,我第一次跑春运。南京站人头攒动,我拿着采访本、挎着小白包,风风火火地在人群中穿梭寻找有故事的人,一脸懵懂地去找当时负责宣传的党办的严勇采访。那时候我每天要做一张票情表,票情是从南京站售票厅的余额显示屏上原封不动地抄下来的。为了抄这张表,我经常在票厅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2011年,12306网站问世,余票票额实时显示,乘客们直接就可以从网上查看最准确的车票余票,我那张余票表也彻底告别了扬子晚报的版面,我也再不用“雕塑”一般地抄票情了。

  不过尽管不用再辛苦抄票情,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我是个典型的艺术生,对高科技完全不了解,每次遇到网络买票难题的稿子,都要辗转采访好多次,才能把问题搞明白。我现在的老公也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的生活。他是个典型的工科“技术控”,为了能解答我那些“今天12306崩溃是什么原因”、“这个网络排队是怎么回事”……等一系列“高难度”问题,他着实把网站程序都研究了一遍。后来12306的问题他基本都能给我完美的答案。我经常跟他说,我们还要感谢12306网站哦,是它拉近了我俩的距离哦。

  随之而来的是南京到各地“G”字头列车的相继开行。记得那时候我特别“傻”,满车追着技术人员问一些“白痴”问题:“这车跑这么快,会飞吗”、“这座椅套是什么料子的,多长时间换一次啊”、“椅子还可以旋转的啊,哇塞”每次想到当时技术人员一脸“黑线”、十分无奈地解答我问题的样子,我就一阵好笑。

  跑了五六年春运,尽管旅客每年看起来都一个样,但其实在我看来年年春运都不一样。我们记者每年都会从共性的春运中,发现“个性”的问题,然后把旅客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汇集起来,去铁路部门寻找答案,然后变成报纸上的文字,提醒更多出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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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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