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锴
2024年5月，我参加了湘黔、贵昆两条老铁路的行进式采访报道。我的首位采访对象，是一位已退休的报社老总编，他头发花白、精神头十足，热情地为我讲述起当年他的笔触记录的小站故事，令我对20世纪70年代，湘黔、贵昆两大相继开通的干线有了初步了解。
我尝试向周总发出邀请，请他为“黔行漫记”贵阳站的节目客串主播，他欣然应允，背上双肩包，架起自拍杆，变身出镜记者“老周”。周总激发了我作为青年记者的热情与好奇，决心全力以赴要让老铁路的精彩焕发新时代的生命力。
深秋时节，我们踏入了云南地界。“云南十八怪”里说的“火车没有汽车快”，带着疑问，我踏上了荷马岭站至木嘎站间16公里长、已然废弃的“盘山铁路”。
昔日的轨道早已拆除，脚下硌脚的道砟混着泥土，伸向幽深的隧道。我在乌蒙山的褶皱里艰难穿行，终于明白：不是火车慢，而是盘绕得太远太远……
我爬上那个曾经“挂在悬崖上”的荷马岭站，昔日人声鼎沸的小站，如今只剩下斑驳的站台、丛生的杂草、消失的站牌和千疮百孔的站房。在站台南面的桥头边，静静地安眠着荷马岭站的第一代站长——陈顺富。
头一回在海拔接近2千米的乌蒙山巅采访，生冷的山风加重了我这个常年在四川盆地生活的人的不适感——眩晕气短！胃里难受！“绝不能拉稀摆淡”，我暗示自己，并调整状态，把自己融进过去的岁月。
贵昆铁路刚通车时，这里的站舍还没有建好。“一顶帐篷三个人”——陈顺富是站长，手下两名站务员。没电、没水、没房、缺医少药，有人生病，他就一人顶俩。后来，荷马岭建成了四等小站，有了站舍站台。沿线百姓的农资、百货，都靠列车零担运到这里，再进入千家万户。陈站长就更忙了，家里的饭凉了又热，孩子跑到值班室催了一遍又一遍，他才匆匆回家扒拉几口。
常年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1989年，当贵昆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接近尾声时，陈顺富走到了生命尽头。他留下“希望能看着电气化铁路通车”的遗愿。家人含泪将他安葬在了他奉献一生的荷马岭。他的儿子陈小宁，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继续守护在这里，直到小站撤站。
“没想到老父亲离去这么多年，还有人会记得他。我可能算是最早出生在荷马岭站的孩子了吧！”陈小宁指着曾经的家对我说。我忍不住红了眼眶。陈顺富，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那段艰难的铁路岁月，也照亮了更多铁路人前行的道路。他们传承着忠诚、坚韧、朴实的品格，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续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从湘黔铁路东端的大龙站到贵昆铁路西端的且午站，行程近千公里，历时七个多月。这也是我记者生涯中时间最长、走得最远的一次采访。
在贵州苗岭深处，重安江湍急奔流，两岸山峦壁立千仞。在这险峻的江谷之上，横跨着一座50年历史的铁路特大桥——钢桁梁结构，桥面没有一粒砟石，铺设着轻巧的木枕。
我套上安全绳，手抓镂空的冰冷护栏，脚踩悬空的钢梁。脚下，是相当于15层楼高的深渊；耳边，是峡谷里呼啸而过的六七级狂风。我的腿抖得站不起来，冷汗把鞋子都浸湿了。顺利完成了当天的采访，惊魂未定的我打算晚上好好休整“回回血”。
为我们带路一整天的工长遽然提及，工区一墙之隔住了位80多岁的老工长。他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决定前去“掘宝”。
眼前的老人名叫杨通明，白发白眉，黝黑的肌肤写满沧桑。为了这座桥，时年23岁的小杨主动放弃了省城贵阳优渥的生活条件，申请调到这个偏远艰苦的工区。
我有些不解，按捺不住想问他是否后悔？没想到，他告诉我，临退休前他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不解的“头铁”决定——婉拒了城里的政策房，毅然把家搬到了离重安江大桥更近的一幢简陋木屋里。
过去上桥作业，一根拇指粗细的尼龙绳是当年杨通明和工友们的“生命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杨通明每个月都用“土办法”检查这些绳子。“土办法”就是称150斤重的东西，搁在箩筐上包起，拴起绳子从桥上丢下去，它承得起不断，绳子就继续用 ，如果断了，绳子再换新。
退休后，杨老路过时看到桥身有异样，他会立刻跑到工区敲门“报信”；下大雨时，他依然会忧心忡忡地提醒年轻的工务人“观察水位线”。
这座桥，是湘黔铁路的咽喉要道，也是杨老家门口的第一座铁路桥。
当我回望这段旅程，新重安江特大桥已与杨通明守护了一辈子的老桥并肩而立，让流淌千年的重安江焕发出新的韵律。而杨老的故事，也在血脉中延续——他的孙女，深受爷爷影响，从事着铁路安全生产调度指挥的工作。她的职责之一，就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时监控包括重安江特大桥在内的多座桥梁，继续守护着爷爷一生的牵挂。
我深感此行足够幸运，心想，无论“小杨”、“老杨”还是“杨老”，他们肩上的使命都在春秋流转时化作生命中最长情的陪伴，延续着铁路人那份难以割舍的深情。这让我坚信：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一线、扎根泥土，才能挖掘出最打动人心的故事，才能引发最广泛、最深沉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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