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大连站老站轶事

时间:2010-12-14 15:34 来源:人民铁道网 作者:刘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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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后,灵柩经过日本桥(青泥洼桥)运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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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尸体从大连火车站转船运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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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溥仪去大连火车站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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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大连站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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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周恩来和郭沫若、叶剑英同彭德怀在武汉火车站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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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西哈努克亲王在大连火车站月台上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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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在大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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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8日田桂英和她的同事合影

  历史名人和老大连站

  1909年10月,日本前首相、时任枢密院院长的伊藤博文公爵,由大连站乘车赴哈尔滨与俄外交大臣谈判。26日抵哈尔滨站,刚下火车尚未走出站台,就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28日伊藤的尸体运至大连转乘轮船回日本。

  1925年9月20日,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由大连到金州文庙祭孔,当天下午返回大连。

  1926年7月19日,东三省保安司令张作霖自奉天抵大连访问满铁,21日离连回奉。

  192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六大”党代表邓颖超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由大连站乘车赴哈尔滨,转赴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前清恭亲王溥伟由大连去沈阳祭祀皇陵。

  1935年4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由长春抵大连站,转乘轮船去日本访问。

  大连火车站,如今已成为东北地区主要的客运站,是长春至大连铁路线客运的始发、终到站。2001年11月28日,扩建大连站工程动工,由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设计,大连站工程建设指挥部施工。站房新扩建高架候车室,候车室下面为铁路,客、货车自由进、出。建筑面积8500平方米(是老候车室的3.15倍),结构形式为多跨二层框架(30米跨),该候车室长120米,宽70米。新建北站房建筑面积6622平方米,站内安装中央空调、消防、自动化系统。南站房(现为售票厅)、候车大厅、北站房总计配套面积24,000平方米,客运站内全部安装自动化电梯。于2003年6月25日竣工,重新以现代、崭新的姿态迎来送往四方旅人,现在大连站已成为大连市标志建筑之一,并于2002年被确定为第一批市级重点保护建筑。

  周恩来大连遇险记

  1928年6月的一天,大连火车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两个身穿制服的

警察从售票处朝一辆黄包车跑步过来。警察毕恭毕敬地递上火车票,说:“王先生,这就是您和夫人的火车票。不好意思,误会了。”黄包车上穿着长衫的古玩商人模样的人接过火车票,顺手把小费塞在警察手里,哈哈一笑说:“劳驾了,后会有期!”说着,二人进站检过票,登上了一列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原来,古玩商人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他和夫人“六大”党代表邓颖超即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由大连站乘车赴哈尔滨,转赴苏联。

  1928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周恩来等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都是中共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正是国民党重点通缉的对像。因此,如何按期到达莫斯科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安全起见,代表们在出发前乔装打扮,假道东北分批启程,经过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线,再到莫斯科。由于这条路线恰好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因此也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那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只随身携带了一个小手提箱。周恩来留起了长须、穿着长袍,打扮成一个古董商人模样。邓颖超则是一身家庭主妇打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遇到了险情。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

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3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3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

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书生白净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去大连火车站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邓颖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

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踏上大连火车站的月台,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曾得到邓颖超的确认。她说自己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周恩来也跟她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

  2万多大连人在火车站前送别苏军

  1955年5月26日,大连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两万多名旅大各界代表在这里集会,热烈欢送苏军回国。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启程回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将苏军最后一批人员送上火车。至此,进驻旅大地区的苏联红军全部撤离回国。

  苏军回国后,在大连留下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在大连苏军烈士陵园最前排有两座坟墓,相距不到一米,一个是右上方,一个是偏左下方。墓碑是用漂亮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的,这就是中外驰名的情人墓了。右上方的主人公叫瓦西里耶夫,左下方的便是女主人公--叶德廖娜娃。他们在日俄战争中相继来到大连。当时36岁的瓦西里是少将,不幸的是他在战争中负伤。负责护理他的是年长他十三岁的护士叶德廖娜娃。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相爱了。战争结束后,瓦西里和叶德廖娜娃却放弃了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叶德廖娜娃一直照顾着瓦西里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直到瓦西里56岁时因病去世。叶德廖娜娃用大理石为他刻下了墓碑,并写下了她的遗嘱:“她死后要和她的情人瓦西里牵着手。” 69岁的她,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妪,但她仍不改变初衷,就在瓦西里坟墓的旁边盖了房子,生死相依,守候了二十一年。叶德廖娜娃90岁时突然猝死去世,她生前好友按照她的遗愿,将她埋葬在瓦西里的左下方恰是牵手的位置。

  苏联红军是根据有关协定进入我国东北对日作战的。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大连、金县,建立苏军警备司令部,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在进驻苏军的支持下,1945年11月,第一届中共大连市委、大连警察总局和大连市政府相继成立,资本家迟子祥被任命为大连市长。在组建市政府、警察总局前后,中共大连市委还派干部组建了市中苏友好协会、妇女建国会、青年联合会,并加强了先期组建的大连市职工总会等群团组织。在搭起党政警群机构架子前后,中共大连市

委还将一批干部派到县、区和各机关、学校、电台、报社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从此,旅大地区变成由苏军军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

  苏军进驻旅大后,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图谋控制旅大。国民党政府曾在1945年9月任命沈怡为大连市长,并拟于1946年2月初到大连走马上任,因闻大连有8000多人组成的武装纠察队,沈怡未敢轻举妄动。

  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进至瓦房店、普兰店一带,数度向石河驿以北,普兰店、貔子窝以南的解放军根据地进攻,当解放军伤员需要撤到旅大地区医疗时,苏军给予了支持和方便。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5月通知苏军,准备派员来大连“视察”,意在寻找外交借口,派军队插足大连。6月3日,由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率“视察团”一行12人,乘长治号军舰抵达旅顺,同月12日离开。此后,接收大连之图谋遂告破产。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控制石河驿以北地区后,对旅大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旅大地区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等来源被切断,当时有4万余人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苏军向大连提供了粮食、燃料等物资。中共旅大党组织派人从北满采购7万吨粮食、2万吨煤,在苏军帮助下,运回大连。苏军把缴获日本的轮船送交地方政府,从事水上运输,还派士兵押运食盐去外地换取粮食。

  1947年初,苏军当局与中共旅大党组织商定开办中苏合营造船公司、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和中苏合营盐业公司等。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带动了整个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和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

  苏军军管旅大的最初5年,处理同中共旅大党组织关系的基本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苏军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需要照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所承担的义务,对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进行干预、限制和监督;另一方面在客观允许的情况下,对人民政府的工作尽力支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从此,苏军根据《协定》规定,解除了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近12万苏军仍分别驻扎在旅顺、金州、长海等地区。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务由中苏双方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旅大地区掀起学习苏联,宣传苏联,向苏军学习的群众运动。苏军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诸方面,都给予旅大人民以帮助,与旅大人民结成深厚的友谊。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公报》宣布:苏联军队将于1955年5月31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

  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接收旅大防务。

  苏军进驻旅大10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当苏军即将回国时,旅大人民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对苏军的感激,大连火车站广场有幸见证了这场友谊。

  1973年5月13日,大连火车站广场上热闹异常,10万多群众夹道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西哈努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陪同下,来旅大参观访问。大连市革委会主任刘德才及驻军负责人到车站迎接,今天,我们还能从老照片中体会那种壮观的场面。

  女司机驾驶火车从大连站开出

  1950年3月8日,是一个值得记录在新中国档案里的日子。下午六时,梳着齐耳短发、身穿崭新工作服的田桂英,驾驶着庞大的蒸汽机车缓缓驶出大连站。

  在日本占领时期,这些火车都是由日本人驾驶,如今不但换上了中国人,而且还是女性。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试车成功的消息一下子传遍全中国。这位从小渔村走出来的姑娘立即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田桂英做梦也没想到,她的一生会和共和国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这位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出生在大连市附近一个十分贫困的小渔村。在她之前,家里已有了五个女孩。在旧中国,女孩总是受到歧视。对她父母来说,田桂英的出生无疑又添了一份累赘。

  田桂英年的记忆里,从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她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帮家里洗碗时,因不小心失手打碎一只旧碟受到呵斥的情形。

  贫穷的生活培养了田桂英倔犟的性格。一九四五年,田桂英来到大连,到铁路上当了一名童工。在这期间,她加入了工会组织,并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大连铁路要招收女火车司机。田桂英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报了名。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和考核,田桂英当上了司机长。

  1950年国庆前夕,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田桂英作为东北工人的代表向毛泽东主席献旗。以前,她只见过毛主席的画像。那天,当她走到毛主席面前时,她感到像是在做梦,用力掐掐自己的手,才相信这是真的。

  第二年,作为全国政协会议的列席代表,田桂英再次进京。毛主席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清秀的女火车司机:“我们见过面,你还能开火车吗?”为了让毛主席相信她,田桂英在与毛主席握手时故意使了点劲。毛主席笑了:“你蛮有力气的嘛。”

  只上过三年学的田桂英后来被送到中学补习文化。1952年,她又考上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1984年,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光荣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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