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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称个别官员言行不一致群众对官德水准失望

时间:2012-06-19 08:57 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范传贵

  面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状况,虽然个人的道德力量是微弱的,但是,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需要我们每个人道德力量的积聚。

  在我们对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公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各级政府和官员在公众中的道德形象的同时,每个人应从践行微小的道德行为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道德底线。

  关注理由

  2012年的春夏之交,“最美”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高频词汇。“最美”背后的感人故事,渐渐抚平“小悦悦事件”带来的社会伤痕。但是,“最美”的绽放,是否意味着社会道德已经回归?我们又如何让“最美”从高频变为常态?

  视点关注

  6月13日14时20分02秒,吉林省长春市363路公交车司机付秀丽开车行驶到同志街与解放大路交会处附近时,突发疾病,呼吸困难,却强忍病痛把车平稳停在站点,并转移乘客到后车,近60名乘客无一受伤,而她却被送往医院急救。

  她被称为“最美女公交司机”。

  从“最美教师”张丽莉,到“最美司机”吴斌;从“最美战士”高铁成,到“最美女公交司机”付秀丽……短短一个多月内,“最美”现象在全国各地开花,不断发酵。

  有观点认为,这是继去年因“小悦悦事件”而起的“道德滑坡”之后,一轮强有力的“道德回归”。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春晨则认为,既没有“道德滑坡”,也没有“道德回归”,“最美”现象,只是来源于常态化的道德和文明秩序之中。

  而常态化的道德和文明秩序,除了需要这些“最美”的英雄以外,更需要所有平凡人默默无闻地恪守职业道德,需要领导干部和处于权力岗位上的人做好践行职业精神的表率,也需要顶层制度在对道德行为的激励上有所安排。

  “职业精神”成就“最美”

  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让乘客下车。在身受重伤的生死时刻,吴斌完成了一个职业司机人生的最后一次驾驶操作。而这一次在高速路上接近完美的停车,保证了车上24条生命的安全。

  正当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时,一辆客车突然失控冲了过来,与前方停在路边的另一辆客车追尾相撞,被撞客车猛力冲向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危险瞬间,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张丽莉,以一个职业教师的本能,冲上去救下了学生,自己被卷入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高位截肢。

  “事实上,吴斌只是做了一个司机应该做的事情,张丽莉只是做了一个教师该做的事情,他们只是在他们的职业岗位上,尽到了他们应尽的责任,坚守了自己的职业精神。”孙春晨说着,反问道,“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并感动万千人?”

  “因为在我们的大多数工作中,有人并没有真正做到恪守‘职业精神’。”孙春晨以吴斌为例,说道:“谨慎驾驶、保证乘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专业司机的基本的职业要求。吴斌在肝脏几乎粉碎性破裂的极端情形下,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忍着剧痛,按照操作规程将大巴车停稳,这需要强烈的职业精神作为保障,而并不是每一个司机都能做到。”

  孙春晨说,社会本应是从微笑开始,大家各自做好本职工作,按规则办事,所有岗位上的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在这个岗位上服务着别人,而在另外的岗位上享受着别人的服务,相互服务,相互信任。

  “所以说要解决好道德问题,说难也并不难。只要90%的人,坚持做好本职,恪守职业精神,一切都会很好。”孙春晨认为,“那些英雄式的道德典范的确应该赞赏,但是对于大多数人,平凡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利己也利人的行为同样应该得到鼓励。”

  官员应起道德表率作用

  在孙春晨看来,恪守职业精神,解决道德问题,尤其需要官员和处于有权岗位的人员起到示范作用。不过,如果官员没有恪尽职守,也会给群众带来负面影响。

  “一个政府部门的科员,他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做好该做的事情。但是在现实中,有个别科员可能就是不按职责给人办事,消极办公,试图从职权中置换出利益来。这样一个小科员,他可能就给群众心里留下了负面的职业道德印象。”孙春晨举例说,“个别官员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这种情况就会让群众对官员的道德水准失望。”

  孙春晨向记者分析了官德败坏的危害:“政府官员不同于普通的百姓,他们的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如果他们的道德品性低下,做有悖于公共利益的腐败之事,其权力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将严重地损害政府的道德形象。”

  而相反,如果官员能在道德建设中起到表率作用,其示范效应也极其之大。

  今年5月25日下午,沪昆高速昌樟段大雨滂沱。漫天大雨中,一辆疾驰的小货车因刹车不及,将一名在高速路上行走的女子撞倒。此时,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从江西宜春调研结束后驱车赶回南昌,遂下车施救。

  这一事件经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评论纷纷褒奖官员见义勇为对社会道德建设的正面意义。

  道德秩序建设需制度保障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雷锋亲密战友乔安山在雷锋去世后的30余年里,以雷锋为榜样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不过,其中却有一幕让人心寒的故事,即乔安山在救了一名老汉后,却反被其子女污为肇事者,要求赔钱。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一年里时而上演,给社会道德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个被公众所认可的观点是,绝大多数的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要对这种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可能获得的收益进行计算,只有在他认为收益可能会高于代价的时候,才可能选择这种行为。

  因此,一件符合社会公德的事情,或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成本如果太大,就会让群众采取与之相背的行为。

  有专家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在为缺少见义勇为英雄、在为世风日下而痛心疾首,然而无论是见义勇为,还是对道德的遵守,都不是没有成本的。因此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善行的完成,那么道德观则会被忽略。

  “道德观的形成是通过博弈的方式产生的。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在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而违反道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小。本应在公平基础上的博弈变得不公平,博弈的作用被极大地异化,这样,好的公共道德是难以树立的。”兰州大学法学院学者俞泉峰说。

  “我爷爷也曾经为这种事情困扰过很久,最后只能靠坚定的意志去克服。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完善相关的保障制度,至少保障‘学雷锋’不会有什么损失和危险。”乔安山的孙女乔婷婷如今是雷锋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从实践雷锋精神角度,他向《法制日报》记者提出这样的建议。

  孙春晨也提出,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去激励道德行为。例如要完善道德的奖惩制度。“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机制,保障那些平凡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微小道德之举的人,他们应该受到鼓励”。

  对于具体的奖惩制度设计,孙春晨认为,可以在一些试点单位中,将实践道德行为的奖惩进行量化。

  “面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状况,虽然个人的道德力量是微弱的,但是,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需要我们每个人道德力量的积聚。因此,在我们对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公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各级政府和官员在公众中的道德形象的同时,每个人应从践行微小的道德行为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道德底线。”孙春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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